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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子弟的关东抉择:在唏嘘与平静之间挣扎

时间:2019-10-08 1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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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子弟的关东抉择

  1956年7月13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出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资料图一汽试制东风牌轿车,工人们在为车身打底漆。资料图一汽建厂之初,人民群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图为万名一汽建设者在红绸上签名表决心。  法治周末记者张舒

  已是下午5点,夕照时分,炙烤了一天的太阳带着懒洋洋的倦意斜洒在路面上,刚刚下班的吴松在红灯前停稳了车子,摇开车窗,点燃起一支香烟。

  即便是盛夏,长春依然带着东北特有的清凉。

  窗外车流拥堵,路人行色匆匆。

 武汉有专业治疗癫痫的医院吗 1000公里之外,李非也从座位上站起,走到窗边伸了伸筋骨,17层楼高的距离俯视之下,北京的晚高峰依然壮观,密密麻麻的车辆把宽阔的马路塞得密不透风。

  在离开长春前,李非和吴松的生活别无二致。

  在这个北方汽车城市中,李非是典型的“一汽家庭”。

  从爷爷到父亲,从舅舅到表哥,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大家子人,都在一汽(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或与其相关的工厂里做工。

  这样的家庭,在长春不在少数。

  只是计划经济时代造就的一个个“一汽家族”,在先后经历了一汽建厂、改革、合资的折腾后,不少已经“奄奄一息”。

  以李非和吴松为代表的汽车厂年轻一代也成为了最尴尬的群体,他们没有享受到父辈时期的发展红利,又不得不承受着行业转型的阵痛。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长春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业城市一样,再次来到一个迷惘的转弯处。

  对于未来,不少和李非一样,原本生存在当地传统工业体系里的年轻一代人,能想到的更好出路就是逃离。

  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正在重复着祖辈们“闯关东”的经历——哪里有希望,哪里能活下去,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到哪里去。

  不同的是,这一次,东北是被告别的对象。

  但吴松想要留下,因为没有什么比一家国企的“编制”更重要了。“我们毕竟端的是铁饭碗。”

  截然不同的选择,就像一张双面镜,映照了这座东北老城的沉浮和工业变迁背景下的人生百态。

  进一汽,依旧是最好的选择

  吴松把车停在了家门口,这里是一汽二厂区家属院。

  现代化的城市建设里,这一片苏式建筑维持着辉煌时的老样子,红红的墙砖和窄小的窗户,几乎清一色的矮层小楼。

  住在这里的很多人,也都有着相似的身份:“长子”的长子。

  吴松是家里的独生子,标准的“90”后,从小到大,他也一直坚定地信奉着父母传输给他的信念——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为“回到一汽”工作而做的准备。

  2011年,从长春一所大学工科专业毕业后,吴松正式进入一汽工作。

  但此时进入一汽,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进入一汽的哪家公司也大为讲究。

  “一汽大众是最好的,工资明显比我们高几个档次,但等闲是进不去的。”吴松的父亲吴旭回忆,他们经过了一番努力才让儿子进入到一个效益好一些的公司。

  按照规定,吴松需要在车间生产线上做满1年。

  前半年的工作很简单,了解每一道工序的关键参数,再给车间搬运装满树脂的大桶。

  工作内容简单,但却是个重体力劳动。

  初来乍到的吴松对这个工种有些苦恼,因为不懂如何用力。这几乎是每个大学毕业、到工厂一线工作的工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尽管他们从祖辈、父辈口中,已经对这样的工作内容耳熟能详。

  作为一汽子弟的他,在进入工厂工作前,所做过的最重的“体力劳动”,不过是打打篮球。

  他的一位老师傅笑话他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并乐此不疲地炫耀自己当年的英勇,“一手拎一个煤气罐,送上6楼也没事儿”。

  在一线车间,孔武有力仍是衡量一个男子汉的最高标准。这与他之前所见到和经历的衡量标准都不同。

  如今,吴松的力气已经大涨,职位也通武汉中际医院招聘过考试晋级成了工艺工程师,每月的工资从最初的2000元涨到了今天的6000元,在一汽普通职工里,这个数字已经不算少了。

  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每个车间年轻人都甘之如饴的。

  “每干一次这种活,都觉得有点冤得慌。”曹斌不是本地人,从长春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为了女友,应聘进入了一汽,在生产线上给汽车安装轴瓦。

  虽然曹斌的女友并不是一汽人,但在长春本地人看来,这依旧是个光鲜的工作,也是曹斌能在长春找到的最理想的工作。

  错综复杂的一汽车间,仍很大程度上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需要大量低效率高人力的工人。

  这个庞大系统已经运转了半个世纪。

  对于英语过了六级,会计算机C语言的曹斌来说,自己16年的求学生涯获取的技能在这个一线车间并没有任何用处。

  这样的工作,一个月3600多元的工资,租了房子后,曹斌在长春只能勉强度日,时常还需要父母贴补。

  “真的就像是一种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曹斌说,像他这样的生产线工人,一切个人的付出与努力,只是统计学意义下的数字。“车间更需要秩序与常规,而不是个性与特色。”

  与许多应聘签约进来的高学历人才一样,曹斌也不得不削足适履地慢慢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离开。“无论如何,我在长春有了户口,我工作的是正经单位,比自己瞎去外头闯荡,到头来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好太多了。”

  “现在找工作主要考虑户口,其次才是兴趣,长大了需要稳定。”曹斌的价值观里,户口是衡量生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在户口与购房、购车、子女入学挂钩的北京和上海,“没有户口的漂着早晚也会折的”。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就挺好的,我在车间努努力,以后还有很大的晋升空间。”在曹斌看来,逃离东北的同龄人们,无非就是为了钱。“我觉得,钱不钱的,都比不上安安稳稳过日子重要。”

  讨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李非对这样的观点嗤之以鼻。

  尽管9年前,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之初,她也曾架不住父母的唠叨,考虑过回到长春工作。

  但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她,在长春的几场招聘会上发现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东北经济不景气,几乎没有什么互联网公司,连外地相关企业来招聘的都很少。”

  尽管父母一再劝说她可以回一汽,甚至家里已经找好了人,“当时只要给点关系费,进去一个好部门是不成问题的。”但李非并不满意,“回去一汽,只能是不断的自我消耗和自我贬值。”

  李非说,浸淫国企文化数十年的一汽人,已经安逸惯了,看不到外面新鲜世界的样子。在北京几年的求学生涯,已经让她看到了人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生活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这也是许多逃离东北的年轻人们的共同心声:选择范围太窄,使得人们的生活缺乏想象,挤破头进入国企过着一眼望到底的生活,还不如离开家乡发展。

  李非从小成绩优秀,高中时考进了长春最好的中学、最好的班级。

  班里有不少一汽的子弟,只是后来,这个班近一半以上的同学考上了清华、北大,或远赴海外求学。

  他们厌倦了一成不变的一汽生活,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李非记得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寒假回家,送她去火车站的司机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放假一走,整座北京城都空了。”

  与北京相反的是,在长春,只有放假的时候,整座城市才会是被重新输过血一样精神饱满。

  “这里(一汽)是一个巨大的熟人社会,很封闭也很保守,连年轻人都要分帮别派,子弟派看不上本土派,本土派看不上学生派,分得很清,沉闷又乏味。”李非从小就觉得,在这样逐渐没落的“井”里生活,不是长久之计。

  大学毕业后,李非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北京,应聘进入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在她看来,一线城市不仅收入高,个人成长和行业前景也更好。

  “我在北京的月收入是15000元,在长春最多也就是五六千元。”不仅收入相差很大,在北京的公司里,李非常被委以重任。“毕业才3年,我就已经当上了项目负责人,成长得特别迅速,如果在长春,今天的工作内容也许和入职第一天相差无几。”

  去年春节刚过,她便离开了工作5年多的互联网公司,跳槽到了一家私企,开始了自己的新征程,“跳槽是一种自我实现和成长,而不是家人眼中的干不下去,不稳定”。

  李非的选择已经超出了人生经验丰富的父母的认知,在他们眼中,在一个单位兢兢业业干一辈子,才是成功的标志。

  私企的工作远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尤其是建立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运作的第一年,“几乎每天都要熬夜”。

  但她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在北京,没有七大姑八大姨逼着你结婚、买房、生子。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也很充实。”李非说,每逢假期,她还会和朋友一起去高校听讲座、去剧院看话剧、去博物馆看展览……

  而这些,在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长春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即使有,也许都不会有参加的欲望了”。

  而对于父母一直期望自己能够进入“体制内”,李非只是一次次回避着。

  轮子上的光环

  吴松理解不了李非的“优越感”,他习惯并享受着自己的安稳。

  “一汽子弟”这个被李非嗤之以鼻的代名词,是吴松一直引以为豪的称号。这称号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相对优越的境遇。

  在长春,一汽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在曾经同样声名赫赫的长春市柴油机厂和长春市拖拉机厂都已经衰败的今天,成为一汽的员工,在长春市民看来,仍然值得骄傲。

  小时一起玩耍的同伴,已经有很多人没能得到这个进入其中的机会了。

  吴松一家三代都是一汽员工。

  明亮的灯光,空旷的街道,斑驳的厂房,偶尔车间里还会传来机器轰鸣的声音——在爷爷吴平眼中,60年来,这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汽车的老厂区,几乎就没有变过。

  和那个年代很多的东北国企一样,一汽集团的诞生,也头顶“共和国长子”的光环。

  1950年3月,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在北京成立,一汽被列为国家“一五”期间规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汽车厂的指示》,并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之后数年,一汽集团开创了新中国数项第一,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第一辆越野车……

  上世纪40郑州治疗癫痫病专业医院年代初出生在长春的吴平,在1957年以学徒身份,正式进入一汽解放厂。

  计划经济年代,车辆都是按计划供给,根本不用担心销路的问题。

  “所以成为一汽的工人后,就意味着有铁饭碗,工资也比其他工作岗位要高,还有各种福利待遇。”回忆起那段时光,耄耋之年的吴平笑得格外开怀,仿佛回到了当初热火朝天的旧光景。

  “那时候,一汽有自己专门的发电厂,工厂还给职工建了澡堂,就用电厂发电后的余热烧热水。”吴平记得,自己每天下班后都能洗上热水澡,这在当时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60年代,吴平的3个孩子先后降生。此后,他们的人生也被打上了深深的一汽烙印。

  “当时长春市区很多居民还在烧煤的时候,我们家里已经有了暖气和热水。”吴旭记得,当时,在长春流传一个说法,“厂内女不嫁厂外郎。”

  “我们当时的一汽孩子最自豪的就是能够坐在爸爸工厂生产出来的卡车上。”在吴旭的记忆里,当时长春的街上车都很少,“而我们这些一汽的孩子们就能够坐在新生产出来的、还未出厂的东风车上。”

  三兄弟就这样身披荣光地生活在一汽家属区里,住着筒子楼,上着一汽的子弟学校。而彼时,一汽依然有政策,在一汽子弟成年后,可以照顾职工子女就业或可以顶父辈的班。

  乘着东风,上世纪80年代初,吴旭也进入了一汽解放厂工作。

  但彼时,这个从一汽子弟变成一汽人的年轻小伙已隐隐感到,头顶的光环已经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1980年,在长春市郊的荒地里,上万辆滞销的“解放车”排成长龙。

  1986年9月29日,第1281502辆“解放”牌卡车,开下了一汽解放厂的总装配线,生产了整整30年的“老解放”最终停产。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国企开始改制,一汽也开始面临冗员问题。

  “当时工资停发,大家无所事事,在家里等待消息。”吴旭回忆道,“其实已经是事实上的下岗,集团也在不断做思想工作,希望大家离岗。”

  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买断工龄。那一年,和他一起离开的一汽老职工,有5万多人。

  好在不久之后,经过产权流转,一些集团管理层纷纷下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接手了一汽解放的工厂,这些工厂后来逐步成为了一汽的下游供应商。

  吴旭随后也进了一家这样的私企,只是工资待遇远不如当初,只能根据市场价值游走。

  虽有抱怨,但他并未选择离开。

  儿子上大学时,吴旭把当初一汽解放厂分给他的福利房卖给了邻居,他和妻子在一汽修建的集资房里买了套商品房,继续在一汽这个大系统内生活、工作着。

  在唏嘘与平静之间挣扎

  李非的父亲李立要幸运些。

  1991年2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德国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奥迪汽车股份公司及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成立两个月后,在父亲一个朋友的劝说下,与吴旭一样在家下岗待职的李立去了一汽大众工作。

  “当时我也是捡了便宜,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如今回忆起这段经历,李立啼笑皆非,“那时候正儿八经的湖北治疗癫痫病医院哪家好一汽人,都觉得去合资企业是没有啥前途的。”

  但好运眷顾了他。

  直到2008年,李立退休的那天,一汽大众仍因特殊的行业地位,在领跑着中国的汽车市场。

  如今,李立每个月5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了足够的保障。

  而尝到了甜头的李立,也固执地想要女儿回来接过自己的金饭碗。

  由于曾经辉煌的重工业打底,东北城镇化程度高,是全国计划生育执行得最彻底的地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东北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恨不得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捧到他们面前,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他们还不领情。”李立每每提起女儿,就头痛不已。“她那个工作不稳定,又忙,根本没时间处对象。”

  李立希望李非回一汽找个轻松的工作,早点把生活安顿下来。结婚生子,工作稳定,这样的生活在李非的父母眼中才叫踏踏实实过日子。

  李非对此却不以为然。

  这也是一汽子弟们通常出现的两个极端,一些从小成绩优异的年轻人,每天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希望考学考出去;而安逸惯了的,或者很难在大城市立足的,往往只想留在长春。

  当然,大多数年轻人还卡在门间挣扎着。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四年半后,李非的高中同学,同时也是一汽子弟的林晓还是通过一汽的招聘回到了长春。李非对此见怪不怪,她的周围,隔一段日子就会有旧时的朋友告诉她,要离开了。

  最初几次,李非还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后来就不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

  而对于回家是对还是错,林晓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只是工作4年多之后,她发现自己一直没有办法很好地融入到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快节奏大都市里。

  房子、车子、孩子……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林晓说自己找不到融入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  “但最后真要把你拔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已经有根须扎下了,拔走还是挺疼的。”2014年,犹豫再三后,林晓还是选择回到长春“安稳下来”。

  “现在白天也很忙碌,只是生活会更有规律。”尽管偶尔会怀念在北京的生活,但是林晓如今已经不想再回去北京了,就像2005年年初到北京时,她也没想过会离开一样。

  而像林晓这样离开又回来的,依然在唏嘘与平静之间,挣扎着寻找一个平衡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王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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